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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这种暗含的逻辑，是达尔贝科一贯的形式方法。

    在这个过程中，杨锐固然是受到了达尔贝科的赏识，但也是成为了达尔贝科的棋子。

    要想成为棋手，或者实际一点，成为重要的棋子，能否代表人体基因组计划来讲故事，是很重要的。

    杨锐稍微思考片刻，既道：“我赞同首先测序人体。人体碱基对虽然多，但是，了解人类自身是最重要的，也是最能得到民众支持的。微生物的测序，或者植物的测序，完全可以由其他单位来进行。”

    “没错，我们要争取经费，就要争取关注，在美国我想在中国也是一样，没有关注的话题，是很难获取经费的。”达尔贝科有些高兴，杨锐与他的意见一致，是他非常在乎的一点。

    讲故事的人不能是人体基因组计划的敌人，这是第一位的。而学术观点往往是很难隐藏起来的。

    杨锐是接受过新世纪教育的学生，他受到的生物学训练，甚至可以说是建立在人体基因组计划上的。整个21世纪，都可以说是后基因组时代，因此，杨锐于情于理，都是人体基因组计划的支持者，而且是达尔贝科版本的人体基因组计划支持者。

    后世已经证明这项计划的有效性，杨锐更没有改变此点的兴趣，从结果来倒推，杨锐也是很佩服达尔贝科的大胆和坚持。

    当然，作为诺贝尔奖获得者，只要不讨论核心政治问题，说什么都行。

    在与杨锐交流了一些基因测序方面的技术以后，达尔贝科的话锋一转，道：“在完成人体基因组的测序方面，我们目前有两个选择，其中一种，是我们大家各自研究自己感兴趣的基因，最后拼成一个大图，第二种，是我们整体上研究人类基因组，分析整个人类的基因序列，我支持第二种选择，这将是一项非常艰巨而长期的任务，你认为呢？”

    在85年，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基因全序列的分析的，但杨锐坚定的道：“我也支持第二种。”

    “为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不仅因为零敲碎打的研究基因效率太低，最主要的是，我认为整个人体基因组计划，是应该有先后顺序的。其中一点，我认为应当是技术先行。优先发展技术，必须将基因组测序和绘制图谱的工具和方法，当做一个更大的项目去进行，更准确的说，如果是我来设计人体基因组计划的话，我要先完成相关的技术开发工作，再去进行真正的人体基因组测序。”杨锐说的缓慢，但语气郑重。

    对于一项科研项目来说，这是非常常见，又非常重要的决策选择。

    蔡教授意外的看向杨锐，达尔贝科同样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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