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百零四章他必须活到那个时候-《盛唐血刃》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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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第一百零四章他必须活到那个时候

    作为站在历史肩膀上的巨人,陈应比大唐最联盟的房玄龄、魏征看得更清楚。大唐由盛转衰,最大的根子,不是出在李隆基身上,而是出在唐初。既制定大唐框架结构和武德律的李建成和李渊身上。

    就像租庸调制,唐高祖武德二年(619年)二月规定,每丁纳“租二石、绢二丈、绵三两”。丁男二十岁以上,授田百亩,其中二十亩为永业田,八十亩为口分田。死后还田。政府依据授田纪录而向人民徵收租庸调。不论贫富,一律缴纳定额的租庸调。

    李建成在李密的帮助下,制定这个租庸调制的时候,极大的缓解了大唐自武德元年浅水塬之败,财政枯竭的窘迫局面,为盛世大唐打下了基础。

    但是,李建成并没有考虑到,任何政治制度,都有一定的时效性。一旦人口逞爆炸式增加,超过土地的承受能力,就会酿成巨变。租庸调定须均田制的配合,一旦均田破坏,租庸调法则失败,武周后,由于人口增加,又不断土地兼并,朝廷已无土地实行均田制,男丁所得土地不足,又要缴纳定额的租庸调,使农民无力负担,大多逃亡。

    当然,怛罗斯之败也好,大非川之败也罢,包括后面的安史之乱,最大的根源其实就是租庸调制制度的崩塌。

    一个开国制度的崩塌,也是一个王朝的覆灭。曹操兴也屯田,曹魏败也屯田。大明兴也军户,败也军户制。满清成也铁庄稼,败也铁庄稼,生生把三百万人养成了蠢猪。至于常申凯,他是成也黄埔,败也黄埔。

    没有人可以逃脱这个轮回,没有人可以打破这个怪圈。

    陈应可以清晰的看到租庸调制的弊端,陈应相信,魏征也好,房玄龄也罢,甚至王珪、韦挺包括杨恭仁、甚至宇文士及他们,一定也能看到这个问题。关键是,他们都是聪明人,都想着明哲保身。

    陈应自然也不愿意充当这个出头鸟,出头的橼子先烂这个道理他明白,陈应并不想当商鞅,任何政治改革,都是血淋淋的,必然会触碰到既得利益阶级的奶酪,所以但凡改革先行者,必然不会有好下场,绝对会遗祸子孙。

    陈应不想当商鞅,也不好看到大唐继续在原来的道路上,越走越远,所以,他在出任西域大都护府大都护的时候,就有意识的推行摊丁入亩制度。

    内治,不像战场,敌人就在那里,带着兵一路辗压过去,最后获得胜利。哪怕兵力处于劣势,陈应也不担心,毕竟,他可以利用自己的金手指,借助科学的力量,装备的力量,来弥补人数上的劣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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